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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应该如何“理财”?

核心提示:扭曲的资产负债结构是主因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手握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每年的净投资收益高达1700亿美元,这个国家是日本。世界

扭曲的资产负债结构是主因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手握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每年的净投资收益高达1700亿美元,这个国家是日本。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手握近两万亿的海外净资产,但去年的净投资收益却是负298亿美元,2011年甚至曾高达负700亿美元,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巨额净资产与负投资收益并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家财富管理”的最大困境。

  从对外资产结构来看,过度集中于低收益的官方外汇储备,高收益的私人部门对外的“资本输出”严重不足。截止到2014年四季度,在中国的海外总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高达60.8%,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仅为11.6%。这种结构和资本项目开放相对滞后,以及长期以来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关。

  从对外负债结构来看,过度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一直在高成本“买海外资本”。截至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对外负债中占比高达57.8%。在国内以GDP为纲的发展思路下,各地对于招商引资的竞争导致这部分投资享受了地方政府大量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其投资收益远远高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这个剪刀差造成了巨额净资产与负收益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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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中国的央行一直在买入低收益的资本(即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而企业和居民一直在买入高成本的资本(即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和资产的交易是硬币的两面,上述模式意味着中国一直在买入低收益的资产,卖出高收益的资产。  

 

买什么,又卖什么?

  未来要想扭转摆脱净资产负收益的困境,必须从国家层面做好“理财”,多买入高收益的资产和商品,少卖出高收益的资产。

  首先,少卖出以下两类高收益的资产。

  第一类资产:土地资源。在招商引资的热潮之下,很多土地和资源以低廉的价格和各种优惠政策被外资企业占用,外资企业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根据世界银行机构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平均收益率可能超过20%。

  第二类资产:优质企业。由于国内融资机制不够灵活,银行贷款成本高,证券市场不够发达,股票审批严格,所以很多优秀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选择海外上市,中国最优质的公司被卖给了国外股民。现在A股估值之所以如此之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资金找不到优质的投资标的,像BAT这样的优质企业都成了海外投资者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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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要多买入以下几类高收益的资产。

  第一类是经济收益高的资产。中国已从高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投资收益边际递减,未来的高收益机会应该在新的新兴市场,比如非洲、东欧、中亚、拉美等国家,这是企业走出去的重点。此外,应该尽快拓宽居民的海外投资渠道,为后房地产时代的居民财富重配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

  第二类是社会收益高的资产。通过海外收购等方式获取关键的资源和生产商,强化国家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比如鹏欣集团收购了新西兰的16个奶牛牧场,为旗下奶粉和液态奶业务获取了关键的优质奶源。

  第三类是政治收益高的资产。主要抓手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基建投资除了有经济收益之外,但有可观的政治收益。有助于中国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便于开展双边贸易,推动产能输出,同时获取政治外交上的战略支持,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压力。

  最后,多买入以下几类有战略意义的商品。

  一是部分稀缺的原材料,尤其是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稀缺资源品,比如石油。这些产品在国内储量并没有优势,而且开采和生产的成本要高于国外。在就业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提前透支国内资源。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大宗商品走弱的有利条件下,应尽快扩大进口,比如加大力度对民企开放原油进口权,加快完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制度。

  二是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很大负外部性的商品。国内的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必须放弃过去以环境换GDP、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

  不过对于农产品进口,步伐要相对谨慎。2013年8月以来,国内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均已超过国外进口产品到岸税后价格。这种价差导致关税和配额的防火墙作用逐步消失,农产品进口对国内农业的冲击越来越大,考虑到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国家在进口农产品的管理上还是应当相对谨慎。不过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土地改革的推进,扩大农产品进口可能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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